我生在中國,10歲才搬到印尼,所以我進印尼學校讀書,第一個學期我就留級,因為我的印尼文零分,一個字都不懂,別的功課多好,也一定要再留級;到了高中,我的印尼文還是不大好。到進了神學院,是中文神學院,那時還有中文學校,而我的印尼文還是不好;在神學院要用印尼文試講,有時候我一講大家就笑起來,他們說,「這個中國來的,到現在印尼文還這麼差。」那些笑我的人,到現在還不大會用印尼文講道,但我被笑了,我就更加謹慎、好好學習;結果我在印度尼西亞大學用印尼文講道,大學教授都在聽,而那些笑我的人還不會講,還沒有辦法用這種語言對那些高級知識分子講道。剛剛到印尼不會講印尼文而留級的時候,我心裡非常難過,但我就開始對自己的舌頭有一個自我的約,自己對自己立約,「我要好好使用我的舌頭,講出應該講出的話語!」對自己舌頭立約,要講什麼話,要講得準,講得不準要好好學習。
1965年,41年前,我第一次在可坐成千人的禮拜堂用印尼文開佈道會,那次真是膽子大得不得了!我這一生有好幾次不是用自己的語言講道,都心慌意亂、非常緊張。我老實告訴你,第一次用印尼文開佈道會,我緊張得不得了;第一次用英文講道,我也緊張得不得了,特別是幾次在外國人的神學院用英文講道,我早上四點就起來,因為這不是我語言,要怎樣把文法搞清楚,不要給人家輕看,不要講到一半講不出來而停下來,人家就請我謙卑下台,我就很麻煩了!所以那時我很緊張。如果今天我忽然請你到法國用法語講道,那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。我全部的講章都是用中文寫的,上台用印尼文講出來,到現在我的習慣還是如此;用英文講道,我的稿子是中文;用印尼文講道,我的稿子是中文,我自己看稿子是用福建話唸,這是我的習慣,因為那是我的母語;我從小生長在廈門,講廈門話,寫成稿子用廈門話來讀,講的時候用國語來講;講的時候看中文稿,講出來變成英文,這個叫作講方言。
那次用印尼文講道,十天佈道會,每天我講道一個多鐘頭;有些詞句來不及找字典,要上台了,發現「聖殿」這個字我知道怎麼講;聖殿不是禮拜堂,禮拜堂不是聖殿,禮拜堂印尼文叫作 Gereja,拉丁文叫作Ecclesia,希臘文叫作 Εκκλησία,荷蘭文叫作 Kerk,所以 Εκκλησία, Ecclesia Gereja, Kerk……每種語言都有走音變調,才有這種不同的文字產生出來,這是巴別塔以後所產生的人類文化。我就問說,「聖殿是什麼?聖殿這字怎麼講?」我就要上台了……「佈道會要開始了,請唐牧師講道。」我還問那個傳道人,「聖殿是什麼?」他說,「bait Allah、bait Allah」我就快快寫了,但我寫錯了,他講 bait,我寫成biat,我就上台了,以為沒有錯,我就再看幾次,「就是這個字biat,biat Allah、biat Allah、biat……」那堂我講上帝的殿、上帝的殿,至少有26次,那麼,也就是是說我講錯26次,就應驗「孰能無過?」〈雅3:2〉「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;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,他就是完全人,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」那糟糕了!我就講「biat Allah、biat……」好在印尼語沒有「biat」這字,不然更糟糕了;有時候一句話轉個音就變成很壞、很粗、罵人的話!感謝上帝!我把字調轉、寫錯了,還好沒有寫成不好的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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